周柏豪

　　湖南召開全省職業教育工作會議，省委書記徐守盛發表書面講話，闡明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及實現的路徑，這既是對全省職業教育佈局謀篇，往深里來說，又是對社會觀念的正本清源。
　　職業教育是什麼，恐怕很多人還是一頭霧水。
　　這源於社會的傲慢和偏見。君不見，家長把孩子鎖在家裡，要他一個上午做完六面語文作業，七面數學作業，孩子只能乖乖就範；君不見，小升初，本來是派位，家長仍然要使出渾身解數，走“我家的表叔數不清，沒有大事不登門”的程序，你跟青竹湖的校長熟嗎？你跟麓山的校長熟嗎？你跟博才的校長熟嗎？君不見，初中畢業考試，是否6a成了上名校的分水嶺，不管你社會實踐能力如何強，不管你作文寫得如何棒，不是6a，你只能“鼾睡”於名校的“卧榻之側”。哥，這不是傳說，這是當前的一種現狀。家長追逐的，是孩子成為考霸學霸，然後上名校，將來有個高貴體面的工作；社會熱捧的，是高考狀元，每年高考結束，我們媒體，追逐那些高考狀元，搞得洶涌澎拜，我想，一定搞得人家挺煩的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分配，傳統的大學院系畢業生，感嘆找工作難，大有天地乾坤小的感覺；而高職中職畢業生，卻大顯身手，簡直成了香餑餑，這是市場作出的裁決。但是這種裁決，對社會觀念的撼動作用，微乎其微。一些人在孩子的問題上，依然走傳統路徑，只要孩子會讀書，怎麼也不會送孩子上職業院校。因為在他們心目中，上普通高校，是成龍成鳳，上職業院校，只能成為打工一族。這還是“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”的觀念在作祟。
　　我們可以做個這樣的設想，把中國古代的人才分為三個團隊。第一個是應試教育團隊。中國古代從隋唐起，就開始了漫長的應試選拔文官的科舉歷程。一千多年間，中國共產生了504位狀元，除極個別外，大多是尋章摘句的老雕蟲。第二個是素質教育團隊，團隊中的這些人都不是什麼狀元進士，如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、蒲松齡等，但他們以天才的作品，成為中國文化的重鎮。第三個是職業教育團隊，是技術團隊，他們不是讀書種子，卻用物質的形式，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。像蔡倫、畢昇，包括趙州橋的建造者，等等。還有敦煌石窟、雲岡石窟中雕刻了那麼多栩栩如生佛像的無名氏，以及故宮的設計師和施工員等。如果我們也按現在人們的觀念厚此薄彼，那麼，我們的歷史就永遠只能在原始社會中彎弓搭箭了。
　　由此觀之，歷史就是歷史，它留給人們咀嚼的東西太多，超過了人們的承受能力。以這樣的歷史啟示反思現在，我們會覺得，關鍵就是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，調整我們的價值觀和教育觀。
　　從全球視野來看，我們不妨看看德國。德國是一片思辨的土地，從黑格爾、康德的古典哲學，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與德國的不解之緣，都包含了德國這片土地的理性，這是對頭上天空的瞭望和心中道德律的思索所產生的理性。德國又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片瘋狂的土地。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這裡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成為法西斯軸心國，鐵蹄席卷歐洲，給人類文明留下了巨大的創傷。但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，德國也進入了噩夢中醒來的“夢醒時分”，整個國家緊緊把握住雙軌制職業教育這個秘密武器，實現了經濟騰飛。為什麼註重思辨的國度和一度陷入瘋狂的國度職業教育卻狂飆突進？這也是源於當時的一種社會需求:大量技術工人緊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由企業和非全日制職業學校深度融合，開闢了職業教育的模式，併成為整個國家的一種教育制度。學生在企業進行實踐操作技能，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可以進行自由往返，也即普通學校的“船票”隨時可以登上職業學校的“客船”，還有培訓與考核相分離等等。我們知道，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波及了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國家，但德國由於職業教育體系的深邃嚴密，穿越了金融危機，在世界贏得了一篇喝彩聲。
　　當前，中國正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時期。習近平總書記對職業教育做了深刻闡述。湖南正處在四化兩型建設的關鍵點，職業教育應該是大有可為的。作為大量技術人才的孵化器，作為一個個具體戰略實施的驅動輪，職業教育的這種功能和作用，希望被社會更多的人所認識。什麼時候，我們的家長踴躍送孩子上職業院校；什麼時候，我們的職校畢業生也被媒體追逐，宣傳；什麼時候，我們的職業院校，自我革新，自我完善，所有改革舉措，一招一式，輕盈，蘊藉，有勁道，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更大貢獻，那應該是職業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被更多的人正確認識和接納之時，也應該是社會大踏步前進之時。
　　文/龔鵬飛　　（原標題：讓更多的人認識職業教育的作用和功能）